在肿瘤外科门诊，经常有患者或家属拿着基因检测报告，问出类似的问题：“傅医生，网上说欧美人BRCA突变多，我们亚洲人是不是风险小一些，不用太紧张？”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着一个普遍的认知误区。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一下：BRCA基因突变，在亚洲人和欧美人中有区别吗？ 答案是肯定的，但这种区别并非简单的“有”或“无”，更不是风险“高”或“低”的二元判断，而是一幅关于突变谱系、遗传背景和临床应对的精细图谱。
一、 从两个病例说起：同样的突变，不同的“来路”
先看两个我经手的、简化后的病例。
王女士，45岁，中国上海人，确诊为三阴性乳腺癌。基因检测发现BRCA1基因存在一个名为“c.5470_5477del”的致病性突变。她的母亲和一位姨妈曾患卵巢癌。
另一位是Emily，40岁，德系犹太裔美国人，同样确诊为BRCA1相关的乳腺癌。她的突变位点是“c.68_69delAG”（即185delAG）。家族中多位女性患有乳腺癌或卵巢癌。
你看，同样是BRCA1突变，导致的风险类似，但突变的具体“坐标”不同。王女士的突变在亚洲人群中更常被报道，而Emily的突变则是德系犹太人中著名的“创始人突变”之一。这直观地揭示了一个核心事实：BRCA基因突变在亚洲人和欧美人中的区别，首先体现在突变位点的分布上，就像不同地区的人有不同的姓氏聚集一样。
二、 数据揭示差异：不只是概率，更是独特的“突变指纹”
那么，具体差异在哪里？
从总体发生率看，在未经选择的乳腺癌患者中，亚洲人群的BRCA1/2致病性突变检出率，部分研究显示可能略低于欧美高加索人群。但请注意，这个数据意义有限！因为“亚洲人群”本身内部差异巨大，且研究设计和检测技术都在影响结果。更关键的是，一旦聚焦于有明确家族史的高危人群，这种族群间的发生率差异就变得不显著了。所以，单纯比较一个笼统的“概率”，容易产生误导。
真正具有临床意义的区别，在于“突变谱”。这就引出了“创始人突变”这个概念。某些特定突变在特定族群中，由于历史上的奠基者效应，频率远高于其他族群。例如，前面提到的BRCA1 c.68_69delAG突变，在德系犹太人中携带率高达1%左右，占该人群所有BRCA突变的大部分。相反，在东亚人群中，几乎见不到这个位点。
我们亚洲人有自己的“高频突变”。比如，在中国人群中，BRCA1 c.5470_5477del、c.981_982delAT等位点被反复报道；在韩国和日本人群中，也有其特有的常见突变位点。这些突变构成了亚洲人群的BRCA突变“指纹”。因此，回答“BRCA基因突变，在亚洲人和欧美人中有区别吗？”，必须明确指出：区别的核心在于突变位点的分布图谱不同，亚洲人群拥有区别于欧美人群的特异性高频突变。
三、 临床影响几何：风险与治疗，同与不同
知道了这些区别，对患者意味着什么？
在癌症风险上，目前认为，只要确定是致病性或可能致病性的BRCA1/2突变，无论其具体位点如何，都会显著增加携带者终生罹患乳腺癌、卵巢癌等癌症的风险。风险的具体数值（如70%-80%的乳腺癌风险）是基于大规模人群研究（多为欧美数据）得出的估计范围。虽然理论上不同突变位点的致病效能可能存在细微差异，但现有临床指南普遍基于“基因”而非“位点”来评估风险，并进行风险管理。所以，一位携带BRCA1突变的亚洲女性和一位欧美女性，所接受的预防性监测（如乳腺MRI）和降低风险的建议（如预防性手术）原则上是相似的。
在治疗方面，尤其是靶向治疗，这种族群差异的影响更为间接。PARP抑制剂（如奥拉帕利、尼拉帕利）的作用基础是“合成致死”效应，针对的是由BRCA突变导致的“同源重组修复缺陷”这一共同通路。因此，只要肿瘤存在BRCA1/2致病突变（或同源重组修复缺陷），无论这个突变是亚洲常见的还是欧美常见的，患者从PARP抑制剂治疗中获益的可能性是明确的。区别可能体现在：了解本族群的高频突变谱，有助于基因检测实验室优化检测panel，提高检测效率和准确性，避免漏检那些欧美panel可能覆盖不足的、亚洲特有的位点，从而让更多潜在获益患者被及时识别出来。
四、 给亚洲人群的核心建议：从误解到精准行动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
第一，绝不能因“亚洲人总体突变率可能较低”的模糊认知而掉以轻心。对于有家族史的高危个体（如年轻发病、三阴性乳腺癌、多人患癌、男性乳腺癌等），进行BRCA基因检测的必要性毋庸置疑。心存侥幸可能延误早期干预的时机。
第二，选择基因检测时，应有“族群意识”。优先考虑那些检测panel明确包含并验证过东亚或中国人群高频突变位点的检测产品和服务。直接套用基于欧美人群设计的检测方案，理论上存在漏检风险。在咨询时，可以主动询问检测范围对亚洲人群的覆盖情况。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必须将基因检测与专业的遗传咨询紧密结合。遗传咨询师或经验丰富的肿瘤科医生，能帮助你正确解读检测报告——不仅告诉你“有没有突变”，更能结合你的具体突变位点、个人史和详细的家族史图谱，综合评估你的风险，并制定真正个体化的管理策略。检测只是开始，解读和后续管理才是关键。
五、 总结：超越差异，把握精准防治的主动权
回到最初的问题。BRCA基因突变，在亚洲人和欧美人中有区别吗？ 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区别确实存在，主要体现在族群特异性的突变谱系上。认识到这种差异，不是为了制造隔阂或新的焦虑，恰恰是为了走向更精准的医学实践。
对于亚洲人群而言，这意味着我们的防治策略需要建立在符合自身遗传背景的知识体系上。它提醒临床工作者优化检测工具，也提醒高危个体积极寻求基于家族史的专业评估。最终，无论背景如何，面对遗传性乳腺癌的风险，最有力的武器是科学认知和主动管理。了解自己的家族，在专业指导下做出明智的检测决定，并根据结果采取规范的监测或干预措施，这才是跨越族群差异、真正把握健康主动权的共通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