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AFP飙升到回落：一位肝癌患者的标志物监测实录
52岁的王先生确诊为晚期肝细胞癌时，甲胎蛋白（AFP）高达1200 ng/mL。在开始接受“T+A”方案（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治疗后，他和家人最焦虑的问题就是：治疗到底有没有用？第一个月复查，AFP不降反升，到了1800 ng/mL，全家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主治医生仔细对比了CT片子，发现肝脏上的主要病灶虽然没有明显缩小，但内部的强化程度减弱了——这是肿瘤血供被抑制的表现。医生判断这可能是一过性的AFP升高，建议继续原方案治疗。果然，到了第三个月，AFP开始“跳水式”下降，降至400 ng/mL，复查CT显示肿瘤明显缩小。王先生的经历生动地提出了一个核心临床问题：肝癌靶向/免疫治疗期间，如何看标志物判断疗效？这绝非只看一个数字那么简单。
解读三大关键指标：血清肿瘤标志物、影像学评估与临床症状
疗效评估是一个多维度的拼图游戏，需要将几块关键的“拼图”组合起来，才能看到全貌。
第一块关键拼图是血清肿瘤标志物，最常用的就是AFP和异常凝血酶原（PIVKA-II）。它们像是肿瘤释放到血液里的“信号弹”。但看这些指标，精髓在于“趋势”而非“单点”。像王先生那样，治疗初期AFP短暂升高，在免疫治疗中并不少见，可能与免疫细胞大量浸润、攻击肿瘤导致肿瘤细胞破裂释放内容物有关，这种现象有时被称为“假性进展”。如果伴随影像学稳定或好转，通常提示治疗有效。反之，如果AFP在治疗后持续、进行性升高，那就要高度警惕疾病进展了。PIVKA-II是另一个有力的补充，尤其在AFP不高的患者中价值更大。动态监测它们的曲线变化，是判断生化层面疗效的敏感手段。
然而，血液指标的变化必须得到影像学的证实。这就是第二块，也是疗效判定的金标准——影像学评估（CT/MRI）。对于肝癌，全球通用的是改良的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mRECIST）。这个标准特别关注肿瘤的“活性”部分，即动脉期明显强化的区域。医生测量的是“存活肿瘤”的直径总和。完全缓解（CR）意味着所有强化病灶消失；部分缓解（PR）是存活肿瘤直径总和缩小超过30%；疾病稳定（SD）和疾病进展（PD）也有明确的界定。有时会出现AFP下降但影像学显示病灶大小不变的情况，这可能意味着肿瘤细胞活性被抑制，内部发生坏死，属于治疗有效的表现。因此，肝癌靶向/免疫治疗期间，如何看标志物判断疗效，影像学是定音的锤子。
千万别忽视第三块拼图：患者自身的感受和体力状况。靶向和免疫治疗起效时，患者常常能感觉到积极的变化：原来肝区的胀痛减轻了，食欲改善了，体重稳步回升，走起路来也有劲了。医生会用ECOG评分（0-5分）来量化这种体力状态。从治疗前的2分（能下床活动，但生活自理）恢复到1分甚至0分（正常活动），这本身就是治疗有效的强有力证据。症状的改善往往早于影像学的明显变化，能给患者和医生带来积极的信心。
超越常规：当疗效不确定或出现耐药时，还有哪些标志物可供参考？
临床情况往往比教科书复杂。当影像学评估一直是“疾病稳定（SD）”，而AFP缓慢下降时，该如何决策？这通常意味着治疗是有效的，疾病得到了良好控制，应当继续当前方案。此时，治疗的目标是追求长期带瘤生存，而非一味追求肿瘤缩小。
更棘手的问题是耐药。当AFP在持续下降后又出现反弹，或影像学提示出现新病灶，可能意味着肿瘤找到了逃逸治疗方法。这时，除了传统的标志物，一些新兴的检测手段开始展现巨大潜力。例如，循环肿瘤DNA（ctDNA）检测。通过抽取一管血，分析血液中肿瘤细胞裂解后释放的DNA片段，可以比影像学更早地发现微小的病灶进展或耐药克隆的出现。ctDNA水平的动态变化，与治疗反应和预后有很强的相关性。未来，通过对ctDNA进行基因测序，甚至能直接找出导致耐药的基因突变，为后续精准更换靶向药物提供“导航”。这标志着疗效评估正在从宏观形态学，深入到分子微观世界。
掌握标志物，成为抗癌管理的积极参与者
与肝癌的较量是一场持久战，而科学的疗效评估是制定每一步战术的依据。总结起来，患者和家属可以这样做：第一，理解并接受疗效评估的综合性，不因单个指标（如AFP）的短期波动而恐慌或盲目乐观。第二，养成系统记录的习惯，将每次的AFP、PIVKA-II数值、影像报告结论和自身症状变化整理成简单的表格，复诊时带给医生看，这能极大提升沟通效率。第三，所有标志物的解读必须放在完整的临床背景下，由您的主治医生团队来完成，切勿自行断章取义。
肝癌靶向/免疫治疗期间，如何看标志物判断疗效，这个问题的答案正变得越来越丰富、精准。从经典的AFP到影像学，再到新兴的ctDNA，我们拥有的“侦察工具”越来越多。展望未来，随着液体活检技术的普及和更多生物标志物的发现，疗效评估将更加实时、动态和精准，真正实现个体化的治疗管理。作为患者，主动了解这些知识，与医生并肩作战，本身就是战胜疾病的重要力量。
